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律关系论就可以全面取代行政行为理论，从而跃升为行政法解释学的唯一支柱概念呢?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法关系论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从未中断，尤其是在1986年德国国法学者大会上，围绕行政法律关系论形成一股来势汹涌的批判浪潮。

因为宪法在先，美国在后，美国宪法史就可以讲成一部美国史，理解美国宪法也就是在理解美国本身。美国宪法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最紧迫的当然是断而未裂的南北战争，如果不是林肯的决断，美国或许早就会南北分治了。

有关宪法决策，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它与马伯里案同年发生，决策者其实就是马伯里案的实际被告，时任总统杰斐逊。总统的宪法决策既没有案例编号，也有缺少书面的意见书和司法说理或推理，但它往往体现了更可贵的宪法智慧。但我们确实应该打破马伯里迷思对宪法学探索的禁锢，重访路易斯安那购买或许可以是一个起点。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阿克曼在讲述费城制宪时说，在1787年宪法中，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就会被欧洲列强所摧毁，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阿基亚·阿玛说大西洋就是美国的太平洋，保卫美国人自由的不是《权利法案》，而是大西洋，这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宪法论证。

这就暴露了司法化宪法的一个断裂，一方面，我们都承认也必须承认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共和国的守护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内又不是守法主义者，怎么解决这个会让司法化论者感到尴尬的断裂？我们在这里要超越司法审查的概念禁锢，回到宪法决策（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或许在于，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以培养本国律师为己任的。而中国要谨防滑入尸位素餐的非福利国家的泥潭。

1949年印度宪法则宣布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二、社会保障权利是宪法权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是由各个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并予以保护的基本权利。该规定直接模仿于苏联1936年宪法。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英国二战后的社会保障立法包括1945年《家庭补助法》。三、社会保障权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的存在以国家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权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展的，而宪法为保护公民权利则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规范，以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1954年第一部宪法在其第3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身份在20世纪则由于世界范围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革命而受到了较大的挑战。其二，可以早建立也可以晚建立。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之产物，但经济发展的水平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第三，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小的义务。若没有通过宪法确立并实现的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权利—如同生命、自由、财产一般的自然权利，现代国家的生存将无法想象。国家关心和保障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生活。1975年《社会保障退休金法》。

其立宪背景与古典时期的立宪国家不尽相同，也因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与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有所区别。【注释】[1]社会保障一词在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亦译为社会安全。

[10]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人民权力的代表）享有经济与社会职能。该状态以社会契约说为基础，认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人们的认可，国家权力的疆界以保护公民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为起始点，因此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职能是最少的。

但社会保障权在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谱系中，已与其他自由权、参政权等权利相互联结，享有了共同的基础，本文即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基础作一探讨。但同样被早期的宪法文件所认可的安全[4]的权利却直到20世纪以来才开始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如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战争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第四，同时，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为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又设定了一条政策性规范。人类已同意将各国国内宪法对包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这些新权利置于国际监督之下。[11]19世纪以来，国家应积极干预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连带主义，这些学说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贝氏报告不仅是一个详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蓝图，而且是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的准确诠释[16]至于通过行政法律责任来实现对被侵害的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是保障宪法权利的具体手段。

进入专题： 宪法诉讼制度 。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当事人的代理人也可以当事人的名义提出这样的请求。这里需要注意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与作为判决说理的依据的区别。

[9]前一个规则，在我国有的学者称其为穷尽其他救济原则，[10]有的学者称其为补充性原则。为慎重起见，凡宪法案件都应列为重大案件。第二是政治问题回避原则。由于法律的违宪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因此，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请求须递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由于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毕竟不是宪法本身，因此，法官在适用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时，还需受宪法本身规定的限制。[5](2)这里的法院是指整个法院系统。

学者们对我国是否应建立和建立什么样的宪法诉讼制度尚未达成共识，建立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的理论条件尚不具备。1·法院: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核心法院是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核心。

案件当事人在起诉时或者在法院对其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认为现有法律、法规中没有相关规定可适用于本案件而应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可向法院提出依据宪法进行审理的请求。将公权力行为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之中，也是现代宪政国家的一般做法。

对这一层次的地方性法规提出的违宪审查申请，依照上述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请求书的递交程序进行，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因此，复合型宪法诉讼中的法院，是指所有的法院。对不涉及违宪审查的案件，整个诉讼过程是连贯的，从受理案件到作出判决都只有法院参与其中。笔者注意到，这一批复已于2008年12月18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停止适用了。

其二是宪法案件的审判组织。有鉴于此，笔者在尊重既有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套与现行宪法框架相协调的宪法诉讼制度，即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违宪审查最初就是指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违宪审查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将公权力行为、政党违宪等内容纳入其中。设立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法院则必须突破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8]它才是我国真正的主要违宪审查机关。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由于缺乏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需要直接将宪法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正在审理的案件，可以提出适用宪法的规定。